您的位置: 首页 >郎眼 > 正文

湖南操场“埋尸案”的“善”与“恶”

2019-07-19 14:07:50来源:大众网

骇人听闻、毛骨悚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几乎所有可以用于对恶势力犯罪的形容词,用到“湖南操场埋尸案”中,都不足以表达舆论对这起案件的愤怒与惊愕。谁能想到,一个举报“偷工减料”、维护学生利益的勇者会遭到恶势力如此肆无忌惮的报复,而“那群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怎会想到爱护他们的老师已埋于脚下,吸血的恶魔竟坐在主席台上夸夸其谈。”这是一场“善”与“恶”、“正”与“邪”的较量,更是一场关于“世道人心”的讨论。16年前的不作为,乃至“包庇”,在16年后“扫黑除恶”的议题下重新被聚焦,中央精神与民间舆论的双压,向基层腐败“开刀”。

舆情解读:正面议题挖掘下的“负面舆情”

作为一起极端犯罪案例,此次事件的爆发和揭露处于不同议题之下,这就决定舆论场对此次事件情感倾向的复杂交织。如果说16年前案件的骇人听闻,是造成舆论对法制“焦虑”的起源,那邓世平家属的发声,就助推了舆论对普通公民维权困境的“同感”,而最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力破案”,则重塑了舆论对新时代政府主动作为的“信心”。

案件的离奇——令人生畏的“寒”

湖南操场“埋尸案”令人生畏,是这样一起可能牵涉校园腐败、校园安全、举报者被灭口、司法保护伞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案件,在存在明显疑点的情况下,竟然延宕了16年。

案件中几个矛盾突出点严重冲击了公众对基层法制的信任和信心。

其一,学校体育跑道工程由校长外甥承包,“近亲输出”本身就很容易被联想到“权力腐败”;其二,邓世平极有可能是因为举报偷工减料、虚报工程款的正直之举而遭报复杀害,被埋在跑道下面;其三,怀化市教育局接到举报匿名信后却转到了县教育局,并“无意中”传到了新晃一中校方,保护“举报者”成空谈;其四,邓世平家人已经将其掌握的所有情况和线索都告诉了当地警方,甚至提出了“邓世平的尸首可能就被埋在操场之下”这个与事实几乎一模一样的猜想,但16年间,当地负责处理此案的警方人员却一直未能取得任何突破性的进展。

这其中,每一个环节都能让公众看到了基层恶势力的猖狂与嚣张,而这起事件却足足叠加了四层的“恶”,勾勒出了一幅完整的基层“保护伞”“关系网”“生态链”。事后,在新晃一中相关论坛中,“想想都后怕”成为很多人的感叹。而中国青年报在文章《教师埋尸操场16年,彻查真相才能还亡者以正义》中更是代表悲愤的网民问出了三个关键问题:第一,邓世平对学校工程的举报,是否是造成他被杜少平杀害的直接原因?当年学校的工程又到底有多严重的问题?第二,这起案件为何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得以破获?在猖狂犯罪的杜少平和黄炳松背后,又是否存在着为二人提供庇护的“保护伞”?第三,从2003年到2019年,这一涉黑涉恶团伙为何能持续存在16年之久?如果不是杜少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落网,当年的罪恶又是否有可能继续尘封在冰冷而坚硬的操场里?

(相关话题讨论截图)

家庭的悲剧——感同身受的“悯”

从目前各方的信息来看,这起案件虽然离奇,但案情并不复杂。早在事发之初,邓家人就已凭借自己的力量,把事件经过与埋尸之地还原推测得八九不离十。当地民众的说法也表明,邓世平被杜少平打死并埋尸操场的猜测,在当地民间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

但即便已经如此接近真相,家属的屡屡报案依然得不到一个“有效”回应——派出所表示没有学校报案记录;家属虽报了案但只是备案并没有立案;邓家人找到县委政法委反映情况,县委政法委的杨书记却说:“邓世平是离家出走的,家属要负主要责任”;邓母找到县检察院,当时的检察官却说:“黄炳松担任了十多年校长,社会交际非常广,和许多政府官员、包括我们检察长的关系都相当好。我们不敢帮你,你在新晃县可能找不到证据”;邓世平弟弟一度欲挖开操场寻尸,最后被制止……

这些通过媒体不断传达出的家属只言片语,让公众深深的感受到了一个普通民众在面对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下,无法“平冤”的无奈与绝望。邓世平儿子的那句“我们全家人一直都在盼望,有那么一天,他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说一声:我回来了!”“16年来,家人一直在寻找父亲的踪迹,几乎失去希望”等所表达的具体可感的悲剧,刺痛了诸多感同身受的家属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了舆论场对“人性之恶”的共愤与讨伐。

(邓世平儿子邓蓝冰的微博截图)

扫黑的成果——备受期待的“正”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来不会缺席——这是近年来舆论对司法“历史欠账”的一种普遍心声。虽然该起案件的性质如此恶劣,但16年后,自上而下的“法制追溯”,也在另一个层面重新树立起了公众对新时代司法公正的信任和底气。

从案件的披露来看,“操场埋尸”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新晃县公安局破获的一个涉黑涉恶团伙“案中案”。

(公众号“新晃警务”的通告)

早在今年4月17日,新晃县公安局微信公号“新晃警务”就发布了“关于检举揭发杜少平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

6月20日,在新京报曝光案件的当晚,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怀化警务 发布消息称,该市新晃侗族自治县侦办一起命案,主动向社会披露案情;

(@怀化警务 的通报)

6月21日中午,公安机关提取了邓世平母亲、弟弟、妻子和儿女的血液标本,与遗骸物样本进行DNA比对。

同日,根据怀化市委的要求,怀化市纪委监委、市委政法委、市公安局已分别组成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对历史遗留的相关线索开展排查和深挖。当地还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杜少平涉黑涉恶线索。新晃县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政法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依法依规将这一案件彻查清楚、查办到位。

6月21日晚,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表示,要新官理旧事,要深挖彻查历史遗留大案要案,要务必采取有力有效手段深挖彻查,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6月23日晚间,湖南省公安厅发布通报,怀化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经DNA检验鉴定,确认新晃一中操场挖出的尸骸为2003年失踪人员邓世平。相关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松被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

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转发这一通报,并配文,“湖南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许显辉要求: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扫黑除恶工作部署,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不论历时多久,涉及到谁,都要深挖细查,除恶务尽,一律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要给死者以告慰,给家属以抚慰。”

6月29日,怀化市公安局发布关于检举揭发杜少平等人违法犯罪线索及敦促涉案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

6月30日,根据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指示,怀化市人民检察院和新晃县人民检察院应要求在第一时间依法派员提前介入案件的侦查工作,了解案情,引导侦查。检察机关表示,将严格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密切关注、跟踪,坚决支持案件侦查。

7月2日,新晃警务微信公众号再次发布通告,向社会各界征集杜少平犯罪团伙违法犯罪线索……

可以说,在媒体不断挖掘追踪案件信息的同时,湖南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及时有效的介入处置、态度鲜明的立场表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公众因案件悲愤所起的“焦虑”,将舆论议题引向新时代“扫黑除恶”的主旋律中,让“正义不会缺席”“邪不压正”成为舆论共鸣。

舆情分析:历史问题的新时代“破题”之解

不同于以往的司法案件,湖南操场“埋尸案”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一起各方信息相对清晰的“历史追溯”,案件中的是非对错、善恶对比鲜明而强烈。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对该案的认识达成了空前一致,网络议题的设置和导向明确,这也是该起案件有热度无烈度,事件能够平稳过度的关键原因。从整个舆论场的表现来看,此次舆情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1、善与恶的对比强烈。网络情绪的高点,在于这起事件中,矛盾双方的善恶对比、结局对比触动了舆论朴素的正义感和价值观。被残忍杀害的老师邓世平,是一个“为人正直,工作扎实”“心直口快,说话干脆”“不争强好胜,但原则性强”的“正义角色”,他敢于挺身而出,与偷工减料、权力腐败的恶势力作斗争,已然是一种“英雄”的化身。在“新晃一中”贴吧中,就有人建议将新晃一中改成“邓世平一中”,因为“一中欠他太多了”。而另一方的杜少平,是当地群众谈“杜”色变的人物,关于其“经营KTV”“建休闲中心”的议论版本众多,其杀害老师又埋尸操场之下的“残忍之举”已然令人“不寒而栗”;至于另一“帮凶”——校长黄炳松,事后网络挖掘出来的信息情感色彩对比更为强烈,无论是在校友会讲话的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还是儿孙承欢膝下的幸福晚年,亦或是被记者采访时“自己正在买菜,自由并未受限”,这种悠哉休闲的晚年生活与当年的恶行形成了巨大的对比讽刺。

2、同类案件的相互钩沉。在人性之外,该案最大的现实指向是基层关系网的狂妄嚣张、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公然挑衅,矛头直指当年所涉该案的所有政府部门的不作为。而这种充当“保护伞”,甚至是相互“包庇纵容”的基层政府态度,在当前“扫黑除恶”高压下,显得尤为刺眼和醒目。对该案本身的焦虑和恐慌,也随即推动了舆论场对同类议题的聚合性勾连。6月22日,新京报《邓世平沉冤得雪,也别忘了李尚平案》牵出另一个同样因为嫉恶如仇、仗义执言而遭遇不幸,“含冤”十几年至今未破案的案例,李尚平之死“明显枪伤为何被鉴定成交通事故”成为众“问”。几乎同时,“河北反腐英雄”郭建民的大女儿郭桂芳离奇死亡事件也被推上了热搜。国务院参事室新闻顾问赵德润在2015年郭建民离世时撰文《不信东风唤不回》中的“今天,我们要留住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要呼唤的是各级干部的责任和良知”,应该是这一系列“司法公平”类舆情的中心议题和最终所指。

3、主流媒体的情绪引导。在“四全媒体”新格局下,传统媒体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在一些重大舆情事件中,传统媒体深度调查的信息挖掘,依然是主导网络议题和舆论情绪的重要因素。具体到湖南操场“埋尸案”中,事件自曝光之始,就由传统媒体引爆,随后无论是在家属方信源挖掘还是官方进展追踪上,以新京报、上游新闻、红星新闻、澎湃新闻为主的新闻媒体承担了主要责任,成为推动案件不断深入的节点性因素。同时,因为大量案件信息的释放和填充,也让该案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更加鲜明,舆论对善与恶、正与邪立场一致。针对网络高企的负面愤怒,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法制日报等主流媒体“压舱”“守正”,从“追问背后有无保护伞”的契合发声到“正义审判不会迟到”的正向引导,再到“证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一锤定音,形成了事件后期对“扫黑除恶”工作肯定性的主旋律。

4、官方形象的危机考验。官方形象的“好”(“扫黑除恶”)与“坏”(基层“保护伞”)在湖南操场“埋尸案”中被一同聚焦,这就为网络议题的引导提出了巨大考验。应该说,16年前操场“埋尸案”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社会舆论对基层政府基于熟人关系下的“政治家族”“团伙腐败”“人情交换”的传统印象,这种历史的代入感、同理心,点燃了公众对基层政治生态、法治建设的担忧与惶恐,不断推动舆论对案件真相、公平正义、法律严惩的追问。而16年后,“扫黑除恶”重新将案件挖掘出来,官方自上而下主导案情推进;湖南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在线”的发布表态以及提速的调查处置,都让公众看到了一个阳光正面又负责任的政府形象,这种历史印象的“反差”,成为新时代重塑官方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一个契机。以湖南操场“埋尸案”为节点,近期引出的李尚平案件、郭桂芳失踪案同样也给有关地区、有关部门提出了考验,历史问题能否在新时代得到“破解”,看官方能力与态度表现。

推荐阅读
  • 聚焦鹏城
  • 深圳指南
  • 深圳美食
  • 深圳购物
  • 电影情报
  • 品牌传播
  • 企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