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有什么片子没通过审查或者被禁，我们都会谈到中国电影的体制问题和未来分级的可能性。一部电影最终的走向应该是电影院线，是被更多的观众群体看到。没通过审查或者被禁的电影在中国就缺乏了完整性，而且回收成本这一块也进入窘境，可以说这样的片子使导演和制片商都显得很尴尬——既进不了学校的教科书也无法与广大观众见面，只得通过盗版光碟和网络传播。但是，最尴尬的不是这些各大媒体报道的禁片，而是中国不完整的独立电影体系。
一提到中国的独立电影，很容易让人认为是禁片或者是几个电影爱好者拉帮结伙拿DV拍摄的电影。实际上，独立电影大多有着严密的制作流程，也有自己独特的推广体系。在美国，低成本制作的影片或者独立电影都是有自己专门的电影院线的，我们称之为独立电影院线。除了院线的推广，美国的独立电影节也很多，并且已经走向了世界化的趋势，例如一年一度的圣丹斯电影节。这两个途径，使得美国的独立电影或者实验电影都有着良好的健康的生存环境。
现状： “你拿了几个奖了？”
2月初，北京一场关于独立电影的小型酒会上，李红旗编剧并导演的故事片《好多大米》，制成DVD，摆在人们面前。
简单的封面上，最打眼的，是赫然印着该剧在“洛迦顿国际电影节”、“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节”等10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的奖项。
与之相对应的，是《好多大米》在国内的沉寂：除了在几个民间影展上的几次播出和零星影评之外，很少有人提及。李红旗承认，除了做电影的朋友推介小圈子里一些人看过，国内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寥寥无几。
独立电影发行人、北京现象工作室的朱日坤表示，大多数优秀的独立电影，都面临着这个问题。由于本属于电影正常传播范畴的渠道不畅，许多优秀的独立电影，如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和《铁西区》等，国外声誉颇高，国内的观众，却往往只是制作者的一些朋友。
因此将作品拿到国际电影节中参展、获奖，已经成为国内独立电影制作者推广自己作品的最主要方式。
独立电影的概念，最初是指由拍摄者自筹资金，独立创作的电影作品。如今，随着“独立”概念的逐渐泛化，“独立电影”的界限也渐趋模糊，主要用来定位区别于“主流”、“商业”电影的电影风格。不过，经济上独立、思想表达自由和创作上摆脱国家制片体系等，仍旧是其基本标准。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中国至今，中国独立电影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已属较多。同时，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开始获得较高国际声誉。这其中，国际电影节功不可没。
酒会上，灯光幽暗，着装前卫的青年男女三三两两分坐，低声交谈。
“你拿了几个奖了?”刚毕业两年的年轻人杨瑾被反复问及。
2004年，他拍摄的故事片《一只花奶牛》，在瑞士一个小电影节上获了两个奖，并开始在圈子里获得自己的名声。
“你别采访我。”他有些腼腆地笑着，然后迅速报出三五个人名，“你应该找找这些人，他们都是牛人，拿的都是大奖。”
“不错了，第一部片子就这样，有个著名导演拿的第一个奖和你完全一样。”旁边有人鼓励。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言谈中，“拿奖”，成了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国外大大小小电影节的名称，时时蹦出。除了微薄的奖金，对许多中国电影人来说，获得国外电影节的认可，是自己作品得到认可的为数不多的方式之一。
不过，只限于国际电影节。一提起“金鸡”、“百花”这些国内电影大奖，几个独立纪录片制作人不约而同在腮上拱出个笑容来：“那哪儿是我们去的呀。”
“国内官方电影节的一些规则，先天就决定了‘独立电影’无法在其中出现。”一位影评人表示。
这个规则就是：参加这些官方电影节的电影，首先必须是经过相关机构审批，有拍摄许可的作品。一些导演用“合法”这两个字形容这类作品。而仅此一条，就把绝大多数民间自发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拒之门外。
“一个国家电影节对电影的选择，本身体现着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态度。”作为经验丰富的策展人，朱日坤对国外电影节的独立性印象深刻。他们大多有自己的基金和自己的管理系统，评价上也不依附于任何机构，而是由评委和选片人主持。
在他看来，国内的电影节则不同，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电影管理机构权力的延伸。而标榜“独立精神”、“独立制作”的这一批民间作品，由此失去了在国内宣传自己的最佳舞台。
“谁不想自己的东西被更多人看到”
事实上，独立电影在国内失去的舞台，并不只是电影节。朱日坤说：“目前的中国独立电影，正受到传播的限制和商业化的夹击。”
“一部电影作品创作完成后，首先要进入评价系统。这个评价系统除了电影节，就是各种影评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他表示，与国外许多专业的电影报刊相比，国内甚至还没有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影评杂志。而独立电影也经常遭遇“不和你玩儿”的冷遇，相关评论，很少出现。
朱日坤认为，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因为许多独立电影无法获得正式传播许可，或涉及有关部门不喜欢的话题，许多媒体往往有意规避对其进行评价。而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化对媒体的冲击。
他清楚记得，2004年前后，纪录片作为一种很时尚的行为，形成一股热潮。当时，许多媒体对一些民间制作纪录片争相采访报道，十分热闹。不过，这股热潮转瞬即逝，媒体也随即失去兴趣。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一部商业大片出来以前，因为有相应宣传经费，几乎所有报纸杂志的娱乐版都在连篇累牍报道。”媒体和影评人的趋利性，让朱日坤感到无奈。
与评价系统的式微相比，发行渠道的堵塞，对独立电影的影响更加致命。
因为未经过审批的程序，加上娱乐性低，大多数独立电影作品都不会被购买，因而无法获得在电影院、电视台播放的机会。
